1937年的夏天，骄阳似火。伴随着阵阵热浪传来的我军在卢沟桥抗击日寇的隆隆炮声，使举国上下忘记了炎热，全国4万万同胞都沉浸在抗日的亢奋之中。

  7月16日，蒋介石毅然电邀了包括代表在内的军事、政治、党派、文化、教育、科技等社会各方面的代表158人，赴庐山召开谈话会。会场设在庐山牯岭镇图书馆。

  第二天，即17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讲话。蒋操着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说道：“卢沟桥事件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东四省失陷已六年之久，继塘沽协定之后，现在冲突地点已到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500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我们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话音一落，掌声雷鸣，一扫“七·七”事变以来上层各界人士的阴霾心情和忧郁情绪。

  老蒋的这番讲话，令当时在座的各界人士赞赏不已、激动不已。以至于连早先竭力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胡适在座谈之时，也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议论。

  这次庐山讲话，是蒋介石由对日妥协退让转而准备抗战的关键性讲话，受到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领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对此，中国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介石17日的庐山谈话。

  实际上，蒋介石的庐山谈话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各国政府发言人以及世界上有影响的大报，都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评价蒋介石的庐山讲话时说，这是“极有意义的”表态。一名美国公民尚且看到了蒋介石庐山讲话将产生的政治影响和意义，那日本帝国大本营的高级幕僚们、政界的政客们，自然更清楚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庐山讲话将会使日本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于是，日本军部一个以铲除蒋介石为目标的以保证“大东亚共荣圈”尽快实现的暗杀行动和击溃中国的计划开始策划和实施。

  蜿蜒曲折的京沪公路把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上海积极行动，日寇侵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从台湾赶到上海，于7月16日向日本海军司令部报告：“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置中国于死命，需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着。”正是在他力促和一手导演之下，日本侵略军制造事端，挑起“八·一三”上海事变。事变发生后，日本方面出动了30万大军，大炮300余门、战车200辆、飞机200架、兵舰10艘，试图一举攻占中国的这座经济重镇。而方面，由于蒋介石政府准备不足，一时无法集中兵力，不得已而采取了逐次投入兵力的战术，最后，总计兵力也达70万左右。大量的物资辎重、军火弹药和部队是通过这条京沪公路和几乎与之平行的京沪铁路输往上海前线，支撑淞沪会战的。日本空军虽不时对这条公路进行狂轰滥炸，然而，由于它缺乏明确的空袭目标，收效甚微。可是，有一天，日本空军却不再是盲目地轰炸和扫射，而是有了明确的袭击目标和准确的地点与时间，几乎使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爵士不得与家人团聚，也不再可能向尊贵的女王陛下述职。

  1937年8月26日下午两时许，在京沪公路临近上海嘉定地段，两辆插有英国国旗的奥斯汀牌小轿车，遭到两架日本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

  这两辆轿车内共坐着四个人。他们是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爵士、英国驻华使馆经济顾问、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和一名华人司机。

  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和使馆经济顾问坐在第一部轿车内，没有用中方司机，由使馆武官自己驾驶，经济顾问坐在驾驶室旁。

  后面的一辆奥斯汀轿车由华人司机王师傅开车，后排坐着大使先生许阁森爵士。由于路面被日机炸得坑坑洼洼，车速受到限制，开得不是很快，时快时慢地向上海方向驶去。许阁森爵士双眼微闭，他心里正思考着近两个月来的形势变化：“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舆论，大规模地对中国用兵，燃起战火，不计其数的建筑被毁、工厂被炸，无辜的居民不是葬身火海，就是颠沛流离，牵着扶着小孩和老人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去躲避那无情的炮火；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无疑向全世界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和决心。

  遗憾的是蒋先生的讲话，并没有使日本政府更弦易辙，反而变本加厉，妄图迫使中国政府就范。至此，和平还有无希望？此次上海之行是否会有结果？……突然，一阵刺耳的尖啸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随即，在一阵“嗒嗒……”的机枪声中，车窗两旁扬起两排飞尘，抬眼望去，一架涂着太阳旗的飞机正从车顶前方上空掠去。再往前看，前面一辆轿车的四周也是一团飞尘。两辆奥斯汀小车猛地一个急刹，躲过了飞机的俯冲，之后又开足马力向前冲去，刚躲避了第一架日机的俯冲扫射，后面的一架日机又跟随俯冲而至。两辆轿车忽而疾驶，或者突然猛刹，或左右盘旋，但在两架日机的轮番追逐袭击之下，显得十分被动。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机的“嗒嗒”声、汽车发动机的吼声和刹车声交织在一起，已分不清那是哪的声音了。在一阵弹雨中，许阁森爵士觉得腰部、脊背被啥东西猛地刺了一下，须臾，身上的衬衫就被殷红的鲜血浸透。待到两架日机飞走之后，司机王师傅才从车内的反光镜中看到大使先生身负重伤，跌倒在后座上。再看另一辆车子在日机的追逐扫射中左右避让，一下子翻倒在路边的小水沟里，所幸车内的武官、经济顾问均未受伤，只是擦破了一点头皮。

  当天傍晚时分，许阁森大使被送往沪西的宏恩医院（今上海华东医院）抢救。经检查，大使先生脊背受伤，肝亦中弹，再加上途中失血过多，生命垂危。在这次日本飞机的袭击中，大使先生成为唯一的受害者。

  在送许阁森大使到医院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和蒋介石已得到了报告。当晚，英国政府也接到正式通知，得知驻华大使许阁森遭到两架日本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而身负重伤，生命危在旦夕。

  8月27日这一天，伦敦几乎所有的报纸均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一消息。柏林的一些报纸也以《上海之严重事端》为题大肆渲染，并据此发表评论，推测分析远东局势可能将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此后，世界各大报纸、电台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国际社会舆论大哗。按照国际惯例，外交使节当受到保护，交战国不得以任何借口伤害外交使节，更何况是第三国。法国一家著名大报的观察家宣称：在京沪公路上受伤者不仅仅是英国大使，实乃伤及欧洲之全部。愤懑之意，溢于言表。欧美各国政府就此不幸事件，纷纷发表评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日机袭击事件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致电英国政府外相艾登，对发生此不幸事件深表遗憾。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也于事发当天晚上驱车来到宏恩医院，探视受伤的许阁森大使，代表蒋介石向许阁森大使表示慰问。

  许阁森大使是一位资深外交家。弱冠之年就进入英国外交部服务，曾担任过英国驻伊朗大使。1936年9月，他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当时已届知天命之年。1937年夏天，他与妻子儿女正在北戴河避暑，就在此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他为了和平，只身到南京热忱奔走，积极斡旋。这次他与使馆武官、经济顾问前往上海，亦为接洽和平事宜，准备在上海接见英侨领袖，并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等人，未料在半路上竟遭到日本飞机的轮番袭击，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对这件公然无视国际公法的蛮横行径，英国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这是十分关注的。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就下令有关部门密切关注注意英美政府的态度。蒋介石此时是迫切希望英美政府能就这件外交纠纷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妥协、退出战争。所以，当晚他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下了自己的想法：“此事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或与全部战局胜负有关也。”蒋介石所记的“或与全部战局胜负有关”，就希望英美态度强硬，向日本施加压力，甚至以出兵相威胁，从而使日本慑于英美实力，退出战争；或者英美能就此同日本断交，采取一致行动，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战。可是，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当然，英国政府也不能不故作姿态。然而，英国政府的态度与蒋介石的认识完全相反，其态度之软弱着实让蒋介石大大吃了一惊。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英国外交部就此事发表公报，指出英政府不久前曾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凡是英国侨民生命财产因战事而受到的损失，其责任应由交战国双方负责，况且现在中日双方并未宣布战争状态，其事发地区又远离交战区域，尤难容忍，俟调查核实后当采取一定的处理方法，云云。

  就在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怎么处理此项严重事端之时，日本方面也大肆行动，妄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方面，由于做贼心虚，又迫于舆论压力，故不得不派人至英使馆假惺惺地表示遗憾，川越茂也于8月28日上午到宏恩医院探视许阁森大使，但都避而不谈其责任问题。另一方面，日本又放肆制造种种空气，遮人耳目，嫁祸于人。事发的26日当晚，东京的两家电台在英语播音节目中，竟诡称英国大使是被中国军队所袭击而负伤生命垂危的。第二天，即27日，上海的英文版《字林西报》就日本方面的行径发表文章，据理驳斥。文章说，遭到日本空袭的四位当事人幸而未被炸死，不然中国方面百喙也无以自辩。该文还从多方面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愚弄日本人民、欺骗国际社会的险恶用心。

  日本军方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煞有介事地指责中国空军从日本购去两架飞机，漆成日机颜色和标志，在黄浦江上向日舰投弹，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这种谰言，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和军方的严词痛斥……。眼看诡计一一破灭，日方最后又耍弄花招，强调英使来沪应事先通知日本军事当局，并诡称汽车上旗帜太小无法辨清，以至于误以为是中方高级长官之车，云云。可谓黔驴技穷，强词夺理。事实上英国使馆的两部车不但车头都插有英国国旗，车顶上也各自覆盖了一面大的英国国旗以便于辨认。据司机王师傅事后追忆，飞机俯冲袭击汽车时距地面的高度充其量仅有10米左右，何以无法辨认？日军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在此同时，英国政府即令前驻华使馆参赞贺武暂代大使职务，即刻由英伦本土启程来华。

  8月28日，英国外交部致电驻日代办，命其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正式照会。照会指责日本军方公然违反国际准则：“不论在战区内外，凡对于非战斗员之任何直接或故意的袭击行为，均在禁止之例。”照会向日本政府提出：

  照会公布后，舆论界一致认为所提要求乃属最低限度，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方面却采取了延宕的战术，迟迟不给正式答复。直到9月上旬才勉强给一临时性质的复文，企图搪塞过关。复文称须待调查结束后才能证实此事原委，而现时证据不足，尚不能取此态度；云云。这当然是一味诡辩，是英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英国政府不得已决定新任驻日大使克莱琪爵士暂缓递交国书，直至得到日方正式令人满意的复文后再作考虑。英国公众纷纷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包括考虑撤回驻日大使、断绝外交关系、经济制裁等措施。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9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才勉强向英驻日本大使递交了正式复文，才承认日机因误认英使汽车为中方军官所乘，才实施攻击，特向英政府表示道歉，并强调已颁发训令，告诫在华日军对于非战斗人员应加以最慎重的保护，云云。

  但是，日本政府的复文完全是托词，复文隐瞒了一个极为重大的机密。这一点，不用说英国政府不清楚，即使是政府也还蒙在鼓里。

  日军飞机攻击英国大使的座车，完全不是如日本政府的复文所说的“误认英使汽车为中方军官所乘”，而是一场有目的的袭击，袭击的目标不是英国大使，而是想击毙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

  自“八·一三”事件爆发以来，中日双方开战激烈，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都曾多次亲临上海前线视察战况和指挥，但由于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京沪公路、京沪铁路都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蒋介石每次到前线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小会议室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此次会议所制定战略的实施，蒋决定近日再去上海。考虑到日军的空袭，新任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说：“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爵士明天将从南京去上海接见英侨领袖，并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驻华武官喜多诚一等，委座可以搭乘他的轿车去。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是中立国，其座车又插有英国国旗，有明显的英国标志，可免日军飞机轰炸。”蒋介石当即颔首表示同意。

  然而，到了第二天，即8月26日，蒋介石因急事缠身，临时决定推迟去上海。结果，许阁森乘坐的轿车虽有明显的英国国旗标志，仍遭到日机有目的的拦截与扫射。很显然，日本之所以不惜冒犯国际公法并开罪英国，是为了达到很重要的战略目标——袭击与炸毙蒋介石。他们显然预先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蒋介石要乘坐许阁森大使的轿车赴沪。他们是冲着蒋介石来的，若蒋介石那天乘坐该车，很可能难逃此劫。

  决定蒋介石乘许阁森大使专车去沪的最高军事会议，当天参与会议的只有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等几位军政大员与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参加，其他人一概不得与闻。这就清楚不过地表明，有人将会议的内容准确无误地提供给日方军事指挥机关。遗憾的是，的与会军政要员没有一个想到这点，以致于后来连续发生了几件重大泄密，以及蒋介石再次成为袭击对象时，蒋介石和他的特工人员方才如梦初醒，明白过来。

  再说英国政府接到日本政府的复文后，觉得有了台阶，也就顺势收场，便于9月22日答复日方，对复文内容表示满意。至于复文中提及的非战斗员保护一节，仅指上海一地而言，若是联系到以后日军多次对南京市旧城、火车站等平民和商业区以及第三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轰炸，对于日本政府所说的“训令”的实行情况就不难了解了。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证实了这一点。

  8月26日事件不久，英国商船“德和号”与“大通号”又于芜湖长江江面上被日本飞机击沉。英国军舰“瓢虫号”也遭到日本炮击，几乎被击沉。但英国政府却仍是接受“道歉”和象征性赔款了事。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又将美国炮舰“奔尼号”于南京长江上游30英里处击沉。美国士兵30人死亡，17人受伤。

  上述这些事情，如果是中国军队所为，英美必定会大兴问罪之师，像十年前之南京事件那样。但因系日本军队所为，英美却不敢与之冲突，经过交涉，接受日本“道歉”和“赔款”而已。由此也可见列强之间的外交也是以实力强弱为依据的，其欺弱怕硬竟然到如此地步！

  日本并不就此罢休。10月12日下午，日机在上海闵行附近又袭击三辆车顶覆盖英国国旗的小轿车，车中坐有英国和意大利等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多人。尤为巧合的是，那次为许阁森大使开车的华人司机王师傅这次又有他开的车在内。

  英国政府的态度如此软弱，实出蒋介石意料之外，吃惊之余，蒋让宋美龄在南京对英美两国发表广播讲话。她极其气愤地控诉了国际社会的混乱与不主持公道。她说：“请告诉我们，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否能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象征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否能看作国际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无疑是对牛弹琴，或是说与虎谋皮。

  在“8·26”事件发生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日本间谍潜入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试图谋刺蒋介石的重大案件。

  坐落在南京城东黄埔路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前身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闻名于世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建立了他的反动专制独裁政权，黄埔军校也随之迁到南京黄埔路（今司令部），在送走第七届毕业生后于1928年，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该校占地3000余亩，设施齐全，师资雄厚，是政府所辖的最重要、也是顶级规模的一所军事学校，有“中国的西点军校”之称。蒋介石原是黄埔军校校长，现仍兼任“中央军校”校长。在军校内稍偏东、大操场的南面建有“校长官邸”。这是一座二层西式建筑，底层有2/3在地面之下，1/3在地面上，从外面粗看，以为只是一座平房。蒋介石在南京时，大部分日子住在这座校长官邸里。抗战前夕，内一些抬轿子、吹喇叭的马屁虫又动用公款，为蒋介石、宋美龄在中山陵建了一座别墅——“美龄宫”。但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仍喜欢住在军校的官邸内。

  1926年2月1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凡中国各级党部以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一律于每周一上午9时至12时之间，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内容不外乎是讲读总理遗教，或工作报告、党员守则等。蒋介石是中央军校校长，中央军校每次举行“总理纪念周”时，蒋介石都要参加并亲自主持这一活动仪式，对全校师生发表精神训话。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因军政要务繁忙，才经常不参加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

  1937年9月初的一天，虽然淞沪会战正在十分紧张地进行中，“8·26”事件英、日双方还在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似的交涉时，蒋介石突然指示下周一中央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不仅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要参加，而且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党、政、军官都要参加。蒋介石让手下通知，届时他将亲自到会作重要讲话。

  “扩大总理纪念周”的那天到来了。中央军校与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首先来到设在大操场的会场，上千名戎装整齐的师生面对司令台列队站得齐齐整整。担任大会总值日官的是中央军校学生总队的队长惠济。8时50分，中央党、政、军各部大员也已到齐。进出军校黄埔路大门的各式小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同时要到场，中央各部长官也都到场，这是自1927年以来，举行的顶级规模的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首都南京的所有军警宪特机关几乎倾巢而出，加强了对中央军校的警卫工作。在从中山东路折进黄埔路到中央军校大门的这条不足300米的林荫大道上，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小营到太平门环绕军校西墙的马路上，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军校内每条路口都布置荷枪实弹的岗哨，还有大批便衣特工人员在各处巡查。进校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由黄埔路大门入内，并由值勤的宪兵登记车号、人员接受检查，出去的车辆则由对着太平门的北门驶出。

  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莅临的时候，忽然，会场西侧的马路上警笛声此起彼伏，还夹杂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十余分钟后，总值日官惠济向大家宣布：“刚才发现有两名嫌疑人员混入军校，来路不明，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搜查，请保持安静，不要走动，听从命令。”会场上瞬时引起了一阵骚动和不安。不过，会场上的军校师生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一阵交头接耳之后，很快就安静下来。须臾，来人报告，那两名嫌疑人员乘坐一辆轿车从紧对太平门、紫金山的北门逃跑了。惠济立即宣布：“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按时进行。

  事后，军警经过调查，发现那两名嫌疑人员是日本间谍，他们潜入军校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目的是企图刺杀蒋介石，因他们潜入军校内，就很快被军警察觉，在搜查时仓皇坐车从北门逃走。

  然而，这两个日本特务又是如何事先获知蒋介石将参加“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的呢？又是如何得以混入戒备森严的中央军校的呢？

  经过紧张的追查，军警查清了那天在校门口登记的进出中央军校的各单位长官乘坐的小车车号与乘车人员，最后发现那两名嫌疑人员乘坐逃走的轿车，竟是行政院简任级机要秘书黄浚的座车。这简任级秘书同中央各部的部长是平级的。联系8月上旬发生的江阴要塞泄密案，国民政府的反间谍机构感到事态十分严重。

  1937年8月5日下午，蒋介石于黄埔路中央军校小会议室召开了仅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几位高级将领参加的机密军事会议，研讨对日战争战略。鉴于华北战事吃紧，决定实施“以快制快”等军事战略，趁日军主力集中在华北之时，在8月中旬率先歼灭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舰艇，将战争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会上决定：在发动淞沪战役之前，要在8月上旬，令海军出其不意将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封锁住，一面防止日舰从上海沿江西这一线进攻南京，另一方面拦截与猎获当时正行驶或停泊在长江沿线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各港口的日方军舰与商船，获得战略成果，并收先声夺人之效。

  这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采取的一项重大部署，是当时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除与会的蒋介石、汪精卫与何应钦、白崇禧等少数几名高级军事将领以及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之外，再也无人知情，包括与会以外的军事委员会的其他高级将领。

  会议的当天晚上，即8月5日晚，命令就以特级军事机密下达有关部队，其主要内容是：海军舰艇必须在7日中午12时之前，开赴并到达江阴要塞江面，完成破坏这一带江面的航行标志，在江面通道自行沉没我方船只，同时布设水雷，拦截日本一切过往船只，不论是战船、商船，一律扣押。

  然而，就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到各有关部队、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江面的任务即将实施之前，突然在8月6日到7日晨，行驶和停泊在长江沿线各港口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各口的所有日本军舰与商船，共计20多艘，其中较大吨位的有：大福号、襄阳号、瑞阳号、大利号、凤阳号、吉和号、大贞号、南阳号、宜阳号、大昌号、岳阳号、信阳号、大亨号、当阳号、湘江号、沅江号、武陵号、大吉号、长汤号、嘉陵号、涪陵号、云阳号等，这些船舰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都升火飞速下驶、奋力冲过江阴要塞江面，撤往长江下游的上海、崇明。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

  事后人们发现，日侨在匆忙撤离时，连许多贵重物品都丢弃不顾，甚至有的地方饭菜都已摆桌上而来不及动筷就匆匆上船逃走。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不到24个小时之内，待到中国海军舰艇奉命赶至江阴江面拦截时，大多数商船与全部的军舰都已冲过了江阴要塞江面，安全抵达崇明和上海，中国海军仅阻截与掳获到排水量3298吨的岳阳号和排水量1369吨的大贞号两艘日本商船。

  后来，中国海军将船上的水手与日本侨民及外交人员一起押至南京，再从浦口搭乘火车，经山东济南转青岛，释放回日本。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军事战略计划未及实施便宣告破产了。很明显，日本方面在中国最高当局作出这一军事决策后数小时内就迅速获得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所以才能立即作出撤退的反映。毫无疑问，日本情报机关的魔爪已伸进了国民政府最高军政核心内部。

  从8月初到9月初，短短的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生的这一系列惊心动魄、影响极大的间谍案件，绝不是偶然的。这就引起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极大的恐惧与震怒。蒋介石又气又恨，暴跳如雷，连夜把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还有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召到中央军校内的校长官邸。

  蒋介石见了这三人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骂完后，蒋介石还独自坐在沙发生闷气。三个人大气也不敢出，还是谷正伦因为地位高些，资格也老，胆子也相对大了些，他见徐恩曾、戴笠毕恭毕敬地站在屋中央没有丝毫想先开口讲话的意思，心中暗思，看来只有我先打破这局面了，不得已硬着头皮向前叫了声：“委座，……”蒋介石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好啦，限你们一个月内破案，务必把窃取与出卖最高机密的间谍汉奸统统侦查出来，严加惩办，否则，军法从事！”

  “等等”，蒋介石喊住了已走到门口的三人，“这件案子，由谷司令总负责，徐科长和雨农协助。去吧！”

  谷正伦、徐恩曾、戴笠离开中央军校，立即驱车来到城南瞻园路的宪兵司令部谷正伦的办公室。

  以宪兵司令谷正伦为首的南京警备司令部直接掌握南京的警备与治安。“藏本失踪”事件发生后，谷正伦就下令在特警第二队成立了一个机密的“外事组”，专门从事对日本南京使领馆的反间谍活动。假如没有“藏本事件”，这次的破案工作远不会如后来那么顺利。

  “藏本事件”发生在1934年的6月。日本为扩大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命令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在南京郊区设法自杀，还不准透露有自杀痕迹，以便诬为中国人所迫害。

  藏本英明精通中文，在日本外交界素有“中国通”之称。他是奈良县人，42岁，1933年5月由长春总领事馆调至南京总领事馆任副领事，平日默默无闻，不喜多言语。6月9日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文称：副领事藏本英明，于8日晚赴下关给有吉公使去上海送行后忽告失踪，请为查访下落。同时日本总领事馆又派员到首都警备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作同样的通知。国民政府闻讯后，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因为：(1)事情发生于中国的首都；(2)失踪的又是日本大使馆的副领事；(3)事情突如其来，显得很离奇。

  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获悉此事后，立即命令南京的宪警机关“饬属加紧侦查，务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外交部、警备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立即抽调精干人马组成“侦破小组”，并在各报刊登巨幅广告，除悬赏1万元寻访外，并决定：(1)编成九个小组搜查南京四郊；(2)进行户口总检查；(3)加强便衣队的搜查；(4)请江宁县政府转饬各乡镇长协助搜查；(5)派员分赴苏州、无锡、镇江各处查访。

  而日本方面的反映更快，日本舆论界连篇累牍地对中国进行诬蔑；恫吓和挑拨，扬言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自卫”一词对日本军国主义来说，从来就是侵略的同义词，“九·一八”武力占领我国东北，“一·二八”入侵上海都是在它所谓“自卫”的遁词下进行的。而日本政府则发表相关声明威胁说：“藏本万一不幸，固不待言。即令救出；中国亦难免有责，帝国政府将采取断然处置之方针。”接着，日本陆海军当局主张彻底严惩中国，它们除了把在上海的日本宪兵调到南京外，又将日海军第三舰队驱逐舰“苇”号驶往南京。紧接着，日本第十一舰队司令杉板少将也搭旗舰“对马”号疾驶南京。数天之内，赶到南京的，还有日本第三舰队参谋长高须、公使馆武官冈野、书记官有野等，他们云集南京日本使馆，与总领事须磨进行磋商。同时，日本陆海军则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配合藏本事件，日本陆海军已跃跃欲试。

  就在此关键时刻，藏本终于被寻获了。6月13日上午九时许，中山陵园工人张燕亭在明孝陵附近发现一行迹可疑之人，疑是藏本，便嘱咐另两名工人霍振麟、魏宗青监视；自己随即挂电话报告首都警察厅。藏本就这样被找到了。经反复追问、调查，真相大白，日本想制造藏本失踪事件来发动侵华战争。至此，阴谋败露，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将藏本秘密押送回国，以其有辱国格，违抗命令，报请天皇赐死。有位署名骊山野叟的作者，就此事写了两首七绝，诗云：

  经过藏本事件后，日本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谷正伦经此事之后，多了个心眼，当即在这年的夏季成立了一个机密的“外事组”，专门负责日本使领馆方面的情报收集。这次，谷正伦、徐恩曾、戴笠商量后，决定把破案的任务交给“外事组”，而戴笠和徐恩曾则组织本部门特工负责除日本驻南京使领馆以外的清查搜捕并配合“外事组”的破案活动。关于他们是如何破案的，暂且不表，先说日本间谍的魔爪是如何伸进最高军政核心内部，以及他们是如何猖狂地从事间谍活动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由“田中奏折”确立下来的国策，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了范围广泛、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的加剧，这种间谍活动更加疯狂与露骨。形形的日本间谍披着各种外衣，潜入中国各地，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与方法，刺探与窃取我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情报，特别是国防军事机密。南京是中国政府的首都，是政治、军事中枢，自然成为日本间谍注目与活动的头号目标。

  南京地区日本间谍的大本营与指挥部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因为日本驻华大使馆与其合署办公，故简称日本使领馆。使领馆是一座现代化的花园洋房建筑，风格是日式木结构，坐落在南京市中心著名的鼓楼西南侧小山坡上，紧紧与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毗邻相望。总领事须磨早年毕业于日本的名牌大学——早稻田大学，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也是一个挂着高级外交官头衔的日本老牌间谍。他到南京就任日本驻中国南京总领事后，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指挥日本特务与浪人，收买中国汉奸与流氓，不择手段地搜集中国政府最高当局的核心机密，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制造了一起起震惊中外的事件，前面的“藏本英明失踪事件”就是他一手导演和策划的。然而其中最为成功与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收买豢养与操纵指挥了以中国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为首的汉奸间谍集团。

  黄浚，字秋岳，1890年生于福州市。清末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授举人。后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与须磨是同班同学。两人交情很好，每逢假日，他常作为客人受邀到须磨家度假。在留学期间，他十分注意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民俗风尚，有日本通之称。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北京，长期在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府中任职，历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承政厅秘书科员，交通部法规编纂员、秘书，财政部佥事、秘书、参事。与北洋政府要人以及清朝遗老遗少都有来往，十分熟悉清末民初的政坛史事与掌故。

  黄浚还能诗善文，是民国初年文坛上十分活跃的旧式诗人。他曾撰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近代笔记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述晚清与民国初年的人物史事与掌故，引用的资料杂采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以及有关的一些外国人著作，内容丰富，令读者目不暇接，而且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流畅，颇受读者欢迎。黄浚因此获得了很大声誉。北洋政府垮台后，黄浚转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工作，以其文才与纵横捭阖、溜须拍马的手段，很快获得了蒋介石、汪精卫等首脑人物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最后进入行政院。1932年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行政院机要秘书，为简任级，与正部长同级。就地位来说仅次于行政院秘书长，得以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经常掌握着国家多种最核心的机密。

  黄浚的儿子黄晟时年20余岁，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就被送进外交部任职。这时任外交部机要科员，负责保管重要机密档案。

  黄浚虽有才能，却无人格。其父子生活豪华奢侈，挥霍无度，住在南京与上海各公馆，经常往来京沪两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每月的日常开支就需近千元，更勿论其经常出入高级酒吧、舞厅，而父子俩的工资收入才数百元，根本不敷所用。更为危险的是，黄浚父子俩对自己留学的日本帝国佩服得五体投地，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分子。黄浚完全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那套理论，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日本来华是对中方的提携，只有建成大东亚共荣圈，中国才能与列强平起并立。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时，黄浚却十分反感与抵触，反而与日本来华的一些重要人物打得火热。特别是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须磨往来密切，亲密无间。

  老奸巨猾而又包藏祸心的须磨自然对黄浚的人品与爱好十分了解，对黄浚在国民政府中的极重要的职位更是万分重视，因而在与黄浚的交往中，有目的地引诱，下大力气，不惜花巨额金钱进行收买。果然，在重金收买之下，黄浚很快出卖人格与国格，堕落为可耻的汉奸与间谍。从此以后，除活动经费外，他每月还接受日本领事馆津贴大洋500元。

  黄浚成为汉奸与间谍后，不但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窃取大量高级军政机密提供给日本特务机关，而且还将自己的儿子黄晟拉下水。不惜用重金收买了国民政府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如参谋总部的高参曹某某、海军部的部员李某某、军政部的秘书王某某等人，后来把自己的司机也拖下了水，参与其卖国活动，充当他向各方面搜集、传递情报的爪牙。这伙人共同组成了以黄浚为头子的间谍团伙。由于该团伙成员大都身居国民政府上层军政要职，隐藏极深，窃取与出卖的都是最重要、最机密的国防情报，因而使须磨与日本大本营欣喜若狂，但给中国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危害。

  以黄浚为首的日本间谍集团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联系和提供情报的方法、手段，都十分的诡秘。他们深知自己的罪行一旦败露，必将受到国法的严惩。

  最初，黄浚把爪牙收集来的情报汇齐后，常常亲自出马，在休息时间独自开车来到城东北的玄武湖公园，他爱吃巧克力糖，这时，他总带着一包巧克力糖，在玄武湖边散步边咀嚼巧克力。吃完巧克力的糖纸，他不扔掉，而是将包糖纸夹着写好的情报，放到“翠州”一株地处偏僻的大树树洞里，然后走开。时隔不久，就有伪装成游客的日本特务来将情报取走。但这种方法不常用，因黄浚不可能每个星期天都能抽出时间到玄武湖公园。

  后来，黄浚与须磨商定，他定期到新街口闹市区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国际咖啡馆”里去喝咖啡、吃点心。每次将自己的深灰色呢帽挂到一根圆柱子上的衣帽钩上，情报就藏在呢帽的夹层中。此时，有一名日本特务约在同时也进入这家咖啡馆里喝咖啡，也将同样颜色的呢帽挂在旁边，夹层中则有须磨的指示与需要黄浚窃取情报的要求。两顶呢帽虽挂在同一根柱子的衣帽钩上，但两人并不在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也互不搭理。谁先离开，谁就将对方的帽子取走，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双方的情报与指示就这样巧妙而不动声色地完成了：黄浚拿到了日本主子的指示，而日本主子则得到了黄浚提供的各种极有价值的情报。

  经过一段时间，为避免人注意，黄浚不再到国际咖啡馆去，而是收买与指使他的汽车司机小王代替他，仍戴着那顶深灰色的呢帽到固定的国际咖啡馆去，而日本总领事馆也经常更换去取情报的联络人，传递须磨的指示和要求。

  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进行了很久，始终未引起反间谍特务部门的注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们的情报交换与搜集活动加剧了。前面提到的狙击英国大使、封锁江阴要塞江面、中央军校企图谋刺蒋介石等案件的发生，都是黄浚集团在窃取了情报交给日本间谍机关后，由日本总领事须磨用密码电报报告东京日本大本营，日本大本营然后迅速作出决定，使中国的抗日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再说国民政府南京警备司令部第二特警队的“外事组”接受任务后，在戴笠、徐恩曾指挥的特务处协助下，迅速展开了侦破活动。

  “外事组”反日本间谍组织共有30多名反间谍特工人员，负责人由第二特警队队长丁昌兼任。丁昌，号祝绥，后改名丁树中，30几岁，十分精明干练，遇事沉着，反应敏捷，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得力干将。“外事组”总部就设在市中心鼓楼日本使领馆对面的一座三层楼内，一层是“外事组”开设用来打掩护的烟酒糖果食品店，二层挂了个贸易商行的牌子。这样一来，人员进出不易受人怀疑，后院开了两个边门，其中一个门大些，可以够一辆小汽车进出。

  “外事组”成立后，丁树中就在日本使领馆附近开设了酱园店、蔬菜铺、理发、煤炭等各类食品和日用杂品店，以便日本使领馆眷属购买物品时同她们混熟，了解使领馆内情作研究方案、判断敌情时的参考。

  经过对日本使领馆的跟踪侦察，又对上述几件大案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分析取证，特别是中央军校行刺案犯乘坐的那辆汽车的车号，以及从打入使馆内部的内线陈耆才获得的蛛丝马迹，丁树中及其特工人员把怀疑点逐渐集中到了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一周后，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打入使馆的一名特工人员在陈耆才的配合下打开了须磨的保险箱，从中发现了许多机密材料，拍照后送到丁树中手中。冲洗后，丁树中大吃一惊，其中就有许多行政院会议的材料以及一些中国军队集结动向，而这些材料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报告送到谷正伦的桌上，谷正伦当即下令，收缩侦查范围，成立“侦察黄浚案专门小组”，对黄浚和日本使领馆的所有人员进行隐蔽严密的监视与侦查。

  黄浚是个老奸巨猾的政客与间谍，在连连得手后，行动更加谨慎诡秘，“专门小组”对其本人及其家属监视跟踪多日，未发现疑点。黄浚的太太、儿媳除出门看电影听戏外几乎足不出户。而黄浚的汽车司机小王倒是经常骑自行车外出，经过跟踪，发现小王上街去的最频繁的地方，是新街口一家美国人开的“国际咖啡馆”。他每次去，戴的都是一顶深灰色的呢帽，而衣服常换，唯独帽子总是那顶。盯梢的人还发现他去时，总是坐在靠里右边的一张桌子旁，正好与咖啡馆的出口和挂衣帽处成一个夹角。从这里望去，进出店堂的人一目了然，尽收眼底。但几次跟踪下来，却未发现他同任何人接触，也没发现他把什么物品遗留在店内中露。

  在此同时，特工人员又做通了黄公馆里的丫头莲花的工作。莲花虽是个农村姑娘，却深明大义，痛恨黄浚认贼作父的卖国行为。从此以后，她不断把在黄公馆看到的可疑迹象与往来人员，及时报告专门小组的特工人员。一天，她报告了黄公馆内的一件可疑事情：她亲眼看到汽车司机小王从外面回来后，走进黄浚的书房，把自己头上戴的深灰色呢帽取下向黄浚一扬，随即挂在黄浚书房的壁上，然后退了出来。小王为何需要把帽子挂到主人的书房里？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丁树中的注意，丁队长命令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顶深灰色呢帽。

  一天黄昏，“专门小组”成员发现小王戴着那顶深灰色呢帽骑着自行车上街了。跟踪的两名特工人员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小王在街上兜了一圈之后，穿过淮海路来到新街口的“国际咖啡馆”。一个名叫钟高玉的特工人员立即跟着小王进店，而另一名特工人员则在门外候着，四处观察。

  钟高玉进了店，发现小王将头上的深灰色呢帽挂在进门左手的圆柱衣帽钩上，自己则坐在门右边的小桌旁。钟高玉见状坐到了隔着一张桌子的另一边。这杯咖啡喝了足足有一个小时，才见小王喝完后又戴着呢帽走了，并未发现他与任何人接触过。其间，只有一对青年情侣在小王的桌子上坐着品尝咖啡、吃着蛋糕，40分钟左右也就离去了。经过调查，查清男的是中央大学政治系的一名讲师，女的则是中国农民银行的一名出纳，未曾发现任何疑点。

  门外候着的特工人员按钟高玉的指示，跟着小王离开咖啡馆，一直盯着他回到黄公馆，中途再也未发现小王下过车，到过啥地方。钟高玉二人回来向丁队长作了汇报。丁队长沉思多时，忽然想起监视跟踪日本使领馆人员的汇报，说日本使领馆的管理员小河近来也常在黄昏时分骑自行车上街绕圈子，最后也总到“国际咖啡馆”。此中莫非有什么联系？正思索着，监视日使领馆的特工报告，小河今日傍晚又去了“国际咖啡馆”。丁队长猛然醒悟过来，他想到了那顶呢帽，想到了衣帽钩！

  说干就干。丁树中立即召开全体“外事组”成员会议，分析案情。丁队长说:“黄秘书的汽车司机小王与日本使领馆的小河都戴着一顶同式样深灰色呢帽，都定期在傍晚时候到新街口的‘国际咖啡馆’喝咖啡，都将呢帽挂在同一根圆柱的衣帽钩上——问题的奥秘就在这里。他们的呢帽里很可能就藏有我们应该的证据，然后在离店时毫不引人注意地换戴了帽子，完成了传递情报。现在要破案，必须设法在中途将他们的呢帽截获，掌握罪证。请各位发表高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做到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

  在烟雾腾腾中，大家七嘴八舌，办法终于想了出来。丁队长对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综合，制定了一个一网打尽的方案，安排了第二天的破案行动。最后，他一再叮咛:“只能成功，不能失手!”

  各路人马依计划出动了，但第二天没有动静。到第四天下午五时多，特工人员发现他们的猎物开始出动了。钟高玉与搭档照例尾随黄浚的汽车司机小王，而另两名特工人员则盯着日本人小河。

  小河出了使馆，跨上自行车，悠然自得地绕着圈子沿着中山路向新街口方向骑去。当小河刚驶过汉口路时，紧随其后的“专门小组”的特工人员突然猛踩自行车，对准小河就冲了上去，这段路又是下坡，一个冲刺顿时把小块头的小河连人带车撞了个四脚朝天，几乎把他掀到快车道上。小河头破血流，左手臂骨折，左脚被自行车卡破，自行车也撞坏了，头上的呢帽被甩落，滚出去十多米远。小河爬了几次也未能爬起来。

  这时预伏在汉口路一带的丁队长一行人蜂拥而至，前来充当“好人”，将“肇事者”连人带车扣住，又扶起小河，不由分说将他送往医院。与此同时，另一路特工人员早就将小河的那顶呢帽捡起，三转两转拐进小巷，迅速将呢帽翻检，果然在帽子夹层中发现密藏的须磨用日文写给黄浚的亲笔信。特工人员将此信收好，再将早已准备好的用日文写的一封假信换了进去。此信是模仿须磨的笔迹与口气写的，内容是嘉勉黄浚，并指示黄浚在第二天晚上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浚家聚会，届时须磨将亲自前来发给巨额奖金，云云。

  这个特工人员把假信换进去后，飞速骑车赶到新街口广场南侧的“国际咖啡馆”，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将呢帽挂到衣帽架上，喝完咖啡，不慌不忙地拿起紧靠旁边的另一顶深灰色呢帽戴在头上走了出来。这顶呢帽正是黄浚司机小王挂在那里的。钟高玉此时一直坐在咖啡馆里，监视着小王，直到小王喝完咖啡，拿起小河留下的呢帽，回到黄浚公馆，钟高玉才赶回总部汇报情况，留下另一名特工人员继续监视着黄公馆。

  当天晚上，“外事组”全体特工人员汇集在南京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等候命令。谷正伦、戴笠、徐恩曾以及宪兵副司令申听禅4人仔细检查了从咖啡馆换戴回来的呢帽中黄浚呈送给须磨的一叠情报——其中有蒋介石刚刚签发的调动几个精锐陆军师投入上海与苏杭防线，支援淞沪会战的绝密军事情报；有南京下关要塞地形图；有长江江防图等，都是绝密军事情报。

  谷正伦不敢耽搁。会同戴笠、徐恩曾连夜将破案情况与缴获的黄浚罪证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吃一惊，立即下了一道手谕，着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会同调查统计局特务处急速逮捕黄浚等一干要犯。

  次日上午，“外事组”召开会议，做了逮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下午，丁树中派李荣芳与黄公馆的莲花联络。莲花报告：黄浚自昨晚接到司机小王从外面带回的呢帽后，神情似乎特别兴奋。监视人员也汇报了这天的情况：公馆内外未曾发现任何异常。

  汉奸终于上钩了！李荣芳受命交代莲花，在今晚11点时，如公馆内聚会无不正常的情况，就在二楼朝西面临大街的房间里连续开闭两次电灯作为信号。

  谷正伦、戴笠等则坐镇警备司令部等候消息。丁树中队长负责现场指挥。傍晚后，监视人报告，黄公馆一切如常。丁队长接到报告后，于天黑之后，率领20多名化装后的特工悄悄地布置在黄公馆的周围。

  为了逮捕行动能顺顺利利地进行，不惊动公馆里的人，丁队长对叫开黄公馆大门这第一步很重视。他拿出一个有8条香烟捆在一起那么大的包裹交给钟高玉，交待说：“你化装成邮差，拿这个包裹去叫开黄公馆的大门，不能引起对方的怀疑。”又对另外两名队员指示说：“你们隐蔽在钟高玉的后边，等他叫开门后，就立即冲进去，要迅速将门卫与司机制服，不得弄出响声！”

  夜晚10时30分，万籁俱寂，因战时灯光管制，此时路灯早已全部熄灭，整个南京城沉寂在一片黑暗之中。监视人员报告：“大小汉奸都已陆续进入黄公馆。”就在这时，一名队员报告：朝西临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闪了两次灯光。情况一切正常，丁队长低声发出行动命令：“各组人员按规定开始行动!”

  化装成邮差的钟高玉，穿着绿色邮衣，推着自行车，挟着包裹来到黄公馆的大门，只见大门紧闭，没有一点声响，钟高玉按了按电铃，侧门一个小方孔里露出一双眼睛，“什么人？干什么的?”里边的喝问声。

  看门人这才不得已把侧门打开。说时迟，那时快，“邮差”刚跨进门，隐蔽在门两侧暗影中的特工人员如影随形闪入了门内，守门人还未回过神来，脖子已被紧紧卡住，刚想挣扎，就听见耳边响起了压得低低的威严声：“不许出声，不老实就捅死你!”

  突然，“叭”的一声清脆的枪声从客厅里传了出来。情况危急，队员们奋不顾身地冲进了客厅。客厅里已乱成一团，时不时传出凄厉惊恐的呼叫和嘈杂的脚步声。李荣芳一马当先，一脚踹开客厅的门冲了进去，只见黄浚惊惶地站在屏风后面，手中握着一支小口径的勃朗宁手枪，李荣芳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黄浚猛然一吓，手一松，手枪“啪”一声掉在地上。这时，特工队员才注意到，在客厅与书房之间的门边，莲花的躯体倒在血泊之中。

  原来，莲花发出约定的灯光暗号后，知道政府就要来抓黄浚了，不觉胆子大了起来。她趁黄浚与同伙去餐厅吃喝之机，迅速进了黄浚的书房，正打开黄浚的书桌抽屉，谁知道黄浚突然回到书房来取东西，发现莲花神色慌张，正在翻自己的书桌，便喝令站住。他见莲花不听，心知有异，不及思考，立即掏枪射击，一枪正中莲花背心。莲花跑了两步当即倒了下去。就在枪响之时，李荣芳等人已冲进了客厅。

  李荣芳一个箭步向前抱起莲花，只见她满身是血，气息奄奄，已说不出一句话，就默默死在李荣芳的怀里。一名队员气愤之际，上前就踢了黄浚一脚，要是黄浚的手铐不是被丁队长牵住，差点给踢倒。丁队长也气不过，一把摁住黄浚的头，让其跪在莲花尸体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李荣芳不解气，又上去左右开弓扇了黄浚两记耳光。其他特工队员已将其余的汉奸一一铐住双手，推搡着把他们统统押上了汽车。接着对这个日谍魔窟进行了全面的搜查。

  破获潜伏于国民政府上层核心的日本间谍集团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传遍了南京全城。海外各报竞相报道，轰动一时，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军民。

  1937年11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机关，对以黄浚为首的日谍团伙按司法程序进行起诉与审判。在铁的事实面前，各罪犯不得已低头认罪。在南京沦陷前夕，黄浚父子以卖国罪被判处极刑，立即执行，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