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的亚洲大陆，风云变幻，各种势力交织碰撞，局势动荡不安。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内部军阀混战，政治局势错综复杂；而在国际上，列强环伺，对中国的领土和资源虎视眈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外蒙古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成为了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正在这里悄然上演。

  1919年，日本人妄图扶植“大蒙古国”的野心勃勃计划，在各方势力的和历史潮流的冲击下，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使得本就复杂的东亚局势更扑朔迷离。日本侵略者妄图分裂中国、建立傀儡政权的狼子野心，虽遭受重创，但他们侵吞中国的贼心却从未有过丝毫收敛。

  1920年，随着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下台，小日本儿在中国的这一重要代理人失势。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被苏俄红军打得节节败退的沙俄残余军队，尤其是恩琴男爵。这个在沙皇时代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此时正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实现其侵略外蒙古阴谋的一颗重要棋子。

  日本人小野原三，作为日本军阀派到恩琴身边的参谋，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向恩琴许下了诱人的宏愿：“只要将军阁下肯接受我们日本的帮助，我们将保证你获得在外蒙古的权力。”在绝境中挣扎的恩琴，面对这看似“救命稻草”的许诺，欣喜若狂，全然不顾其中隐藏的巨大阴谋，一头扎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自此，日本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恩琴的残军手中。得到武装支持的恩琴，野性瞬间被激发，变得狂妄自大起来。

  1920年10月，他竟然率领着近800名用日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士兵，大言不惭地号称“亚洲骑兵师”，悍然进犯外蒙古边境。这些残军此前被苏俄红军冲杀得丢盔弃甲、失魂落魄，此时一心想着尽快攻下库伦，好在外蒙古寻得一块安身立命之地。

  恩琴虽已穷途末路，但他并非毫无头脑。这个狡猾的家伙深知外蒙古的局势微妙复杂，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像强盗一般横冲直撞地杀进外蒙古，必定会被视作侵略者，遭到外蒙古人民的唾弃和反抗，那无疑是自寻死路。

  于是，他向手下面授机宜，使出了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计：“为了能在外蒙古站稳脚跟，反对苏维埃，我们要巧妙利用外蒙古对中国军阀的不满情绪，以此为突破口，打开通往库伦的通道。”

  恩琴的这一招果然奏效。当他的所谓“亚洲骑兵师”踏入外蒙古时，便高高举起了反对中国军阀侵占库伦的旗帜。每到一处，他都假惺惺地把自己伪装成是为了恢复自治蒙古和博克多格根“神圣”权利而战的正义斗士。

  他的这一伪装极具迷惑性，成功地蒙蔽了一部分外蒙古人。一些封建主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纷纷为他提供粮食、服装和马匹等物资，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他阴谋的帮凶。

  恩琴一边利用外蒙古人的不满情绪扩充势力，一边积极扶植自己在外蒙古的傀儡。在他的操纵下，以封建主扎姆扬和鲁布桑策文凡为首的所谓“临时蒙古政府”成立了。

  这个傀儡政府，完全是恩琴实现其侵略野心的工具，在外蒙古地区肆意妄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1920年11月，在恩琴的煽动和蛊惑下，一些上当受骗的外蒙古人和妄图利用外蒙古反对苏维埃的恩琴残匪勾结在一起，向中国政府驻守库伦的高在田将军、陈毅筹边使发动了猖狂进攻。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高在田将军率领中国军队毫不畏惧，顽强抵抗。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一次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挫败了恩琴的阴谋。恩琴妄图攻占库伦的计划，在英勇的中国军队面前，化为了泡影。

  兵败后的恩琴，如同丧家之犬，流窜到特热勒金河流域。在这里，他与从苏俄逃亡到西蒙古的原沙俄残匪建立了联系，并将这些乌合之众收归麾下。

  同时，他继续施展自己的欺骗手段，骗取部分外蒙古封建主和上层的好感，源源不断地获取物质给养。此外，恩琴还极力拉拢博克多格根。他深知博克多格根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宗教威信极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12年1月，在恩琴的引诱和欺骗下，博克多格根秘密离开了库伦。博克多格根的到来，让恩琴欣喜若狂，他感觉自己今后终于能打着为外蒙古“自治”和“解放”的旗号，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与我国军队抗衡了。

  1921年2月初，在少数封建主和博克多格根的帮助下，恩琴积聚了相当的兵力，再次向库伦发动进攻。这一次，中国驻军虽然英勇抵抗，但由于外无援军，寡不敌众，最终被迫撤离库伦。

  2月4日，恩琴及其同党耀武扬威地进占了库伦。2月21日，博克多格根在库伦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场“重登汗位典礼”的闹剧。博克多格根恬不知耻地宣称：“蒙古自古为独立之邦，远古受满洲统治近300年，清朝崩溃后，我们承蒙沙皇俄国的声援，取得了自治，受中国政府统辖。但中国军阀政府置蒙古人利益于不顾，以武力胁迫我们，故深遭蒙古同胞反对。今沙俄恩琴男爵以武力驱除中国军队，恢复自治，实乃万幸。愿大家协力，重新建立独立的蒙古。”

  恩琴的阴谋得逞后，立刻露出了他狰狞的真面目。他在外蒙古实施专横的独裁统治，对蒙古封建主和阿拉特牧民中的反对者进行残酷。

  尤其是对潜伏在外蒙古的苏俄社会活动家和受苏俄影响的蒙古人，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残酷打击。他把被苏俄红军打败的沙皇残余势力收罗起来，与高尔察克、安聂科夫、杖托夫、巴基奇等残匪纠合在库伦一带，妄图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苏俄。

  中国驻军撤出库伦以后，高在田将军率领的军队一部分返回内地，另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即今阿勒里－布拉克，准备积聚力量，再次打回库伦，收复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

  然而，恩琴匪帮攻占库伦后，在当地实行的残暴统治，很快便激起了外蒙古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恩琴仇视苏俄，以苏俄为敌，那些倾向苏俄政府的人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的对立面。

  恩琴和博克多格根在外蒙古内部，严密监视革命者的活动，对进步人士展开了疯狂的迫害。许多无辜的生命丧生于他们的屠刀之下，如潜伏在蒙古的俄国人布里亚特医生、车洛克塔罗夫，库伦革命委员会委员库切林科，格姆巴尔热夫斯基等，还有众多倾向革命的蒙古人，都未能幸免。

  恩琴的野蛮统治，彻底激怒了流亡在苏俄的苏赫巴托和乔巴山。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恩琴的暴行，已使外蒙古人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只有完全按照苏维埃思想，发动群众，推翻中国军阀、恩琴分子以及蒙古封建主和僧侣的统治，蒙古人民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于是，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决定筹建一个纪律严明、有统一领导核心的政党——蒙古人民党。

  1921年3月3日，他们在靠近边境的城市恰克图召开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代表了全蒙古150名党员。这些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下层的阿拉特牧民，极少数出身官员和。

  苏赫巴托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口若悬河：“各位，蒙古民族曾经有过它辉煌的过去，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在这块土地上创建过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可是后来，我们的民族衰落了，继而遭到满洲人的宰治近三百年。现在，满洲人的统治结束了，按理说，我们蒙古的同胞应该获得自由了。但是事实却是我们的民族仍然像一个没有脊梁骨的动物，直不起腰来。我们民族中的上层统治者搏克多格根阶级，一心想利用外来力量的支持使自己独立，但却得到的是不伦不类的自治。沙俄扶持博克多格根时，蒙古的内政外交受沙皇的控制，日本支持搏克多格根时，蒙古的政权又遭受日本和受日本控制的中国军阀蹂躏。我们的蒙古像一个软弱的妇女，任人宰割，任人欺辱，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蒙古民族的儿女，谁能不为之痛心呢？现在，受日本收买的沙俄残余势力在恩琴男爵的带领下，打着解放蒙古的旗号进入蒙古，并控制了政权，中国军队被他们赶到了离恰克图不远的买卖城。们，解放我们民族的时刻已经来到，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库伦政府，赶走恩琴的占领军，驱除占领军，实现蒙古真正的自治，复兴和发展我们蒙古民族的力量和文化！”

  苏赫巴托的讲话，虽然把蒙古人民的解放同外蒙古的独立牵强附会地扯到了一块，并把它作为蒙古人民党的奋斗目标，带有一定的狭隘民族心理，将旧政府的压迫简单归结为民族欺压，事实上，当时广大汉族人民同样深受反动政府的压迫，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极具煽动性，激起了代表们一阵阵狂热的鼓掌。

  随后，乔巴山宣布了蒙古人民党的纲领：“我们的解放事业，是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因而必须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列宁的思想，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实现蒙古人的真正自由！在现阶段，我们要建立一支由人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用武力驱除北洋军阀、沙俄白匪的力量，推翻库伦的政府，建立人民的自治国家。”

  1921年3月13日，乔巴山和苏赫巴托在持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召开了边境各旗劳动者、游击队和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选举了临时蒙古人民政府。大会决定设立军事部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由苏赫巴托兼任这两个重要职务，乔巴山则担任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

  苏赫巴托和乔巴山二人首先着手把散布在各地的零星游击队收拢起来，进行改编，将其整合成正规军，下辖四个骑兵团。

  同时，他们还从苏俄境内获得了大批武器弹药，这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眼看时机逐渐成熟，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决定向中国军队驻守的买卖城发起进攻。

  当时，买卖城驻扎着高在田将军率领的一万多中国官兵，其中有一部分是库伦战役后撤退到买卖城的中国士兵。高在田将军深知局势严峻，决心固守待援。陈毅也急匆匆赶回北京，四处奔走游说，请求北京政府出兵增援。

  然而，此时的中国国内，各派军阀正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在神州大地上打得昏天黑地。执掌的直系军阀，一心想着同奉系军阀和南方各派拼个你死我活，根本无暇顾及远在千里之外的这支小小孤军，更没有力量对其进行支援。

  1921年3月18日晨，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带领军队，如汹涌的潮水般向买卖城的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在此之前，他们曾向中国驻军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放下武器，交出城市。

  买卖城的中国驻军长官郭松龄，却根本就没有把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的队伍放在眼里。他一直重点防范的是恩琴的沙俄残匪和苏俄红军，对于这份最后通牒，他不以为然，随手搁置在一边，然后便陪着一群军官喝酒打麻将牌去了。

  结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当沉寂的蒙古草原还被薄雾笼罩之时，一声凄厉的枪响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几百名蒙古骑兵如同离弦之箭，迅猛地扑向买卖城的城墙。当几个蒙古人冲上城墙时，站岗的哨兵才如梦初醒，赶紧举枪射击，有的则跑去报告。

  此时，中国士兵因昨晚的喧闹还在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熟睡。听到枪响后，中国官兵仓促应战，顿时乱作一团，城里的局势变得异常糟糕。

  驻军长官郭松龄预感情况不妙，赶忙组织守军反击。可这时已经为时已晚，那些刚刚组织起来的蒙古骑兵个个剽悍凶猛，如同发狂的公牛。他们用粗绳套住城墙上的箭垛，然后抓住绳子，一个接一个地跃上墙头。守兵和蒙古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一些士兵惊慌失措，纷纷往城内逃窜。

  郭松龄正准备组织各营官兵增援各城门守军，一个士兵脸色煞白，跌跌撞撞地冲进来报告：“四个城门已有三个被蒙古人攻占了！”郭松龄大吃一惊，手下的军官们也个个不知所措。忽然，一声猛烈的爆炸声传来，震得郭松龄的指挥所摇摇欲坠。枪炮声、厮杀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越来越近。

  最后，中国驻军在面对着越战越勇的蒙古人的猛烈冲杀下，不得不慢慢撤出买卖城。囤积在城中的粮草及武器弹药，大部分都被无奈地丢弃在了城中。

  买卖城就这样被轻易地占领了。攻占买卖城，这是蒙古人民党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兴高采烈，亲自登临城头，宣布买卖城的“解放”。从此以后，3月18日就被定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军日。

  3月19日，苏赫巴托领导的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临时人民政府迁到买卖城，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军事、财政、内务三个部。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外蒙古的土地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但是从此，我国军队再也没有回到这座城市。

  事实上，早二十世纪初，在大清国北部边境，一座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城镇——买卖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广袤的大漠边缘。它不仅是清俄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更是世界眼中极具传奇色彩的“沙漠中的威尼斯”。

  买卖城又称南恰克图，古地名阿尔丹布拉克。1727年，雍正五年，清俄两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也就是《恰克图条约》，自此开启了两国通商的新局面。

  根据条约规定，恰克图河成为两国的分界线，河北的恰克图划归俄国，而大清国则在河南建立起一座新的市镇，专门用于清俄贸易，这座新建的市镇，便是买卖城。

  在那个时代，买卖城保留着极为古朴原始的贸易方式。夏天，一辆辆满载货物的马车在沙漠中穿梭，扬起滚滚烟尘，贸易量以“车”来统计；冬天，雪橇在皑皑白雪上飞驰，成为运输货物的主要工具，贸易量便用“雪橇”来计量。尽管贸易方式看似简单原始，但其贸易额却令人惊叹不已。

  1800年，买卖城的贸易额就已达到840万卢布，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更是飙升至1600万卢布。要知道，1卢布约相当于半两白银，而1两白银在今天大约价值两百块钱，如此庞大的贸易额，足以彰显买卖城在当时清俄边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里，来自大清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精美商品，与俄国的毛皮、呢绒、金属制作的产品等相互交换，不同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氛围。街道上，店铺林立，吆喝声此起彼伏，来自不一样的地区的商人们操着各种语言，讨价还价，热闹非凡。

  这座城市因贸易而繁荣，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成为了大漠中的一颗经济明珠，然而，谁也未曾料到，这份繁荣背后，正悄然埋下了日后惨烈灾祸的隐患。

  1911年12月，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彻底打破了旧时代的格局，满清在中国的统治摇摇欲坠，土崩瓦解。在这风云变幻的乱世之中，沙俄军队趁虚而入，悍然侵占中国领土外蒙古库伦，也就是今天蒙古国的乌兰巴托。

  他们策划哲布增丹巴活佛宣布外蒙古“独立”，并蛮横地驱逐了清政府派驻外蒙古的办事大臣三多。这一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沙俄政府的极大愤怒，民族的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912年，中华民国的政权从孙中山先生手中转到袁世凯手中后，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这场谈判充满了艰辛与曲折，每一个条款、每一个字句都饱含着中国代表们的心血与努力。

  终于，在无数次的周旋与抗争之后，沙俄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其附加条件却是外蒙古实行“自治”。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外蒙古在名义上虽仍属中国，但实际上却被沙俄势力所渗透，中国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大打折扣。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他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与民族的期望，率兵进入外蒙古。徐树铮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爱国信念，成功地使蒙古回归祖国的怀抱。那一刻，无数中华儿女为之欢呼雀跃，民族的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然而，好景不长，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中国国内局势再次陷入混乱。外蒙古也随之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时期，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与外蒙古上层王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虽奋勇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则转移到买卖城，他们心怀壮志，准备在这里积蓄力量，再战强敌，守护祖国的领土。

  1920 - 1921年，北洋军驻外蒙残部驻守在买卖城，他们如同大漠中的磐石，顽强地抵抗着苏军与外蒙匪帮的进攻。1921年，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拉开了帷幕，苏蒙联军集结了3万人的庞大兵力，气势汹汹地向买卖城守军发动总攻。而此时买卖城的守军仅有2713人，另有武装商人约3千人。双方兵力悬殊，局势对中国守军极为不利。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北洋军残部与城里的男人们毫不畏惧，他们怀着必死的决心，奋勇抵抗。在枪林弹雨中，他们穿梭往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决绝，誓死不降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困境中顽强战斗。

  苏蒙联军在进攻过程中，遭受了顽强的抵抗，损失惨重，多达9000人。然而，苏蒙联军凭借着重炮、毒气和飞机等先进武器的优势，对买卖城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买卖城的守军在敌人强大的火力压制下，陷入了绝境。他们被炮火压制在狭窄的区域里，想撤无处可撤，突围更是毫无可能，想要拼杀却又难以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只能在密集的炮火中含恨倒下。每一声炮响，都伴随着生命的消逝；每一次冲锋，都充满了无畏的勇气。他们的呐喊声、厮杀声，在大漠的上空久久回荡，诉说着他们对祖国的忠诚与对侵略者的愤恨。

  城破之前，北洋守军与商人们做出了一个悲壮而又伟大的决定。他们打开城门，让老弱妇孺逃出城去，希望能为汉族血脉留下一丝希望的火种。那一刻，老人们满是沧桑的脸上写满了不舍与担忧，孩子们惊恐的眼神中透露出对未知的恐惧，而妇女们则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泪流满面。他们相互搀扶着，在混乱中向着城外奔去，心中怀揣着对生存的渴望。

  买卖城周围是一片苍凉的大漠，唯有一处树林可当作暂时的歇息之地。当这些惊惶失措的老幼逃到树林时，却不曾想到，这里早已成为了敌人张开的嗜血大嘴，一个恐怖的修罗地狱。

  凶残而狡猾的敌军早已在这里设下了埋伏，这片原本宁静的树林，瞬间变成了天然的伏击场。数万妇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敌人的屠戮。惨叫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他们的生命在敌人的屠刀下戛然而止，几无幸免。

  敌军在占领买卖城后，露出了他们狰狞的面目。他们对还未断气的守军一一补枪，将这座城市早已觊觎多时的财富洗劫一空。珍贵的丝绸、精美的瓷器、堆积如山的毛皮，都被他们无情地掠夺，装上马车，运往远方。

  随后，他们又一把大火，将这座曾经繁华无比的城市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燃烧了数日，火光冲天，映红了大漠的天空。曾以繁华著称的“沙漠威尼斯”——买卖城，在这场大火中化为一片废墟，从此湮没于大漠黄沙之中。

  此后，或许是因为这里埋葬着太多冤魂，这座城市从此被废弃，不再有人居住。原址之上，再也没有建设任何新的建筑。

  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完全抹去买卖城的痕迹，当今天我们用卫星观看这一地域时，依然能清楚地看到当时属于买卖城的城市范围和主要街道。那些斑驳的痕迹，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与如今的凄凉。

  当时的中国国内，正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混战不休，无暇分身顾及外蒙古的局势。他们忙于内斗，置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于不顾，只能坐视蒙古在苏联的帮助下走向独立。

  苏蒙勾结发起的买卖城之战，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这场战争导致中国军队再也没有踏上过外蒙古这块土地，事实上造成了外蒙古的独立，中国一下子损失领土160万平方公里。这片广袤的土地，承载着无数中华儿女的记忆与情感，就这样被迫与祖国分离，成为了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痛。

  买卖城的覆灭，不单单是一座城市的消失，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它见证了列强的侵略野心，军阀的腐败无能，和人民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这段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捍卫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教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