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美国新闻主播Gwen Ifill最先使用的术语，用于概括中产或富裕阶层出身的年轻白人女性失踪事件带来的社会影响。

  相比其它社会群体和种族，白人女性失踪事件往往更受关注，新闻媒体报道篇幅更多、频率更高，公众关注和讨论度也明显向此倾斜。

  纽约大学大众传媒教授 Charlton McIlwain认为，（性）暴力犯罪中的白人女性受害者在新闻报道里通常被赋予更多“特权”（占头条、文章翔实、多角度剖析等）；长相漂亮、身材好、正值妙龄、家境优渥则更是加速传播的流量密码。

  2016年-2019年，引发全西班牙关注的迪亚娜·基尔失踪案（Caso Diana Quer，下文称为迪亚娜），的确符合上述特征。

  迪亚娜失踪后，案件在电视、广播、报纸、社交平台、网络搜索引擎等上面长时间占据最高曝光量。

  父亲胡安（ Juan Carlos Quer ）是马德里小有名望的老钱家族继承人，经营汽车代理销售生意。母亲洛佩兹（Diana López Pinel ）婚后即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四口之家常居首都马德里的富人区。他们日常住的别墅是从前首相阿兹纳尔（Jose Maria Aznar 1996-2004 年任政府首相）手中买下的。

  照顾家庭的生活虽富贵安闲（因为雇了好多人做家务），但长此以往难免乏味单调。洛佩兹追求情绪价值又不甘寂寞，开始主动结识、交往年轻男性。在新的激情与诱惑之下，2010年她向胡安提出离婚，要求分割财产和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两人撕扯将近3年，期间洛佩兹先后报警9次，理由是丈夫家暴、虐待。但由于缺乏实证，胡安从未被定罪。

  2013年，两人终于离婚，洛佩兹如愿拿到两个女儿的抚养权，胡安每月支付她2000欧元赡养费，外加承担女儿们的全部生活和教育支出（每人每月2020欧元）。虽然房子产权属于父亲胡安，但母女三人继续住在原来的家中，父亲搬了出去。

  （7年后的2020年，西班牙在职人员月平均薪资约为税前2000欧元，以离婚当年的人均生活成本计算，胡安算得上慷慨。）

  两个女儿夹在中间，看着父母相互激烈地诋毁，性格、精神情况渐渐有不好的变化。正值青春期的姐妹俩都患上厌食症，越来越敏感叛逆。尤其是迪亚娜，一度吸烟、饮酒、交往不良少年，上高中之后才慢慢稳定一些。

  虽然就读于昂贵的私校，迪亚娜成绩并不理想，只想着高中毕业后做职业模特，并没有上大学的计划。

  2016年暑期，跟往年一样，洛佩兹带迪亚娜姐妹到博拉市（全称 a Pobra do Caramiñal，加利西亚大区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 度假，他们在此地拥有一个度假别墅。

  8月21日，晚餐过后，母女三人窝在沙发上看电影。9点钟，本来不想出门的迪亚娜接到驾校朋友电话，问她要不要一起去Carmen Dos Pincheros节（19世纪在水手中兴起的庆祝捕捞收获的节庆，之后和宗教节日融合）的庙会集市逛一逛。

  迪亚娜答应了，然后洗澡、化妆、换衣服，母亲开车送她到市里的中央公园，跟朋友汇合时是晚上10:30。

  8月22日凌晨1:21，母亲发信息问迪亚娜在哪，现在还是晚一点去接她，之后收到回复：“不用了，妈妈，没必要。”

  凌晨2:43，迪亚娜用Whatsapp 跟马德里的同班同学聊着期末考试两门课不及格不知怎么办，突然又惊又怕地说：

  22日清晨8:30，母亲起床后看迪亚娜不在房间，拨打她的手机，只有自动语音提示信号不通。

  母亲马上叫醒小女儿，两人向迪亚娜驾校的朋友一一电话询问，“是否和迪亚娜在一起？或者知道她在哪儿？”

  迪亚娜·基尔，白人，女性，18岁，身高175公分，体重55公斤，身材纤瘦，栗色眼睛，棕色长直发，当晚身穿玫红色短裤、白色背心和汗衫、黑色系带凉鞋。

  信息传播十分迅速，大大超出警方预料。主流媒体、社交网络、大街小巷，从博拉市到全西班牙都在谈论迪亚娜。

  基尔家族在马德里上流圈十分活跃，交友颇广，特别是和几位前内阁部长私交不错，这层关系或多或少也成为媒体曝光的催化剂。

  多位与基尔家熟识的明星名人也在各自的脸书和推特账号上多次发布寻找迪亚娜的信息。

  （媒体对迪亚娜事件的频繁大幅报道，引起同期报案失踪者家属很大不满，认为她占据过多警力和公共资源：“我们也一样按规定纳税了，怎么报纸不写我们？！”警方不得不再三保证，会合理分配人力，保护公众安全。）

  博拉市长公开呼吁，希望庙会集市的参与者、商贩、附近居民积极提供信息，一定有人某个时刻看到过迪亚娜，很可能看见她往哪个方向走了。

  很快，有人说天快亮（8月22日）的时候见过迪亚娜一人在海滩旁披萨店的路边（距迪亚娜一家居住地2公里），之后怎样就不清楚了。

  也有人说，凌晨好像看过迪亚娜和一个说英语、双臂有密集纹身的高大中年男人在一起，坐上一辆小轿车走了。

  博拉市是滨海小城，气候温润宜人，常住居民大约一万人，多从事渔业和观光业，除夏秋旅游旺季稍显喧嚣，多数时间很平静。

  8月22日下午，妹妹瓦莱里亚联络还在马德里的父亲胡安，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迪亚娜昨晚没回家，到处都找不到人，已经报警了。

  胡安当即放下工作赶到博拉市，他很清楚迪亚娜对那周围并不陌生，每年夏天全家都来过暑假，她和邻居熟识，有同龄的朋友。

  迪亚娜今年报名了驾校课程，每天去上课，想早点拿到驾照。虽然胡安隐约也知道，迪亚娜跟当地几个小混混有来往，但他觉得总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

  初步调查后，警方多线并进，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即是考虑迪亚娜自行离开，她有过跟母亲洛佩兹吵架后赌气，和朋友一起不声不响离家的经历，不过，那次3天后她自动回来了。

  邻居作证说，4天前（8月17日）听见过母女三人大声争吵，又在社区心理医生诊室外遇到她们候诊。

  几位邻居分别向记者说起过洛佩兹热衷派对，喜欢跟一群年轻男人狂欢，占着两个女儿的抚养权，目的也就是想多拿抚养费。她不工作，没收入，吃穿用度的花销跟离婚前没分别，反正都是胡安付钱。

  胡安不认为迪亚娜会“离家出走”，一定是遇到意外，身不由己；不排除前妻洛佩兹把她藏起来了。胡安还告诉警察，他经常接到迪亚娜姐妹的求救电话：“爸爸，救命，妈妈疯了，快带我们离开！”

  不过警察认为，暂时不能低估迪亚娜出走的可能性。母女之间的隔阂龃龉、磕磕绊绊在所难免。而十几岁的青少年心智尚不成熟，做出令人意外的行为并不难理解。

  但洛佩兹完全否认，辩解道，零碎口角每家都有，是外人对她家有误解、传闲话。家里母女姐妹之间感情很好，迪亚娜不是很独立的孩子，特别依赖她。

  况且她外出时只带了20欧元现金和家门钥匙，她的白色iPhone6手机电量很低，身份证银行卡还在家里，完全不像出走。

  警方开始着重筛查进出博拉市的多条公路监控，移动电话运营商 Movistar 也配合甄别与迪亚娜当日凌晨手机GPS动向重合的用户。

  节庆期间，大量商贩和游客涌入，数据量异常庞大，要从初步截取的1600万条记录中找到有效信息，即便增加双倍人手，耗时也相当可观。

  同时，警方参考历年女性失踪案的统计数据，粗略勾勒出同类案件罪犯的共同特征，进而投入人力排查全拉科鲁尼亚范围内，有性（暴力）犯罪、毒品犯罪前科，本地人，年龄介于35-45岁之间的男性可疑人物。

  这份名单最开始有200人，经调查过滤，逐渐缩减到80人，其中的阿布（José Enrique Abuín Gey ）格外引起警方注意。

  阿布1977年出生于里安市（同为拉科鲁尼亚的地级市），距离迪亚娜失踪的博拉市只有24公里。

  阿布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二，父亲退休前是渔船水手，母亲在镇上的罐头厂做临时工，收入不高，处处捉襟见肘。

  小学和中学时期，阿布木讷、邋遢，有被凌霸的经历。同班的男孩女孩都看不起他，打他，他从不敢还手。有老同学说阿布从小反应慢，有点笨。可他不是弱智，经常像小丑一样讨好、逗乐大家，不过没人愿意跟他做朋友。

  阿布和妻子罗萨里奥（Rosario Rodriguez Fraga）都在镇上的制冰厂工作，但经常行窃。他们会偷海鲜挨家挨户敲门贩卖，也会盗窃大货车的汽油自用。

  （西班牙刑法规定，偷窃金钱或物品价值400欧元以内，不涉及暴力伤人的前提下不立案。失主报警，警察会追缴，要求偷盗者退回赃款、赃物，但不执行司法程序。）

  因为日常生活贫困拮据，他们婚后第10年才勉强贷款买下一栋简陋的二手房屋；左邻右舍偶尔议论他们家夜晚从不亮灯，很多家具都是捡别人扔的旧货，11岁的独生女多数时间住在祖父母家。

  阿布还是业余马拉松选手，身高180公分，体格健壮，只要有机会就参加各类比赛，争取挣奖金贴补家用。

  熟识的朋友评价他为人饶舌、无赖、好色、欺软怕硬、谎话连篇、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跟父母亲近，对妻女冷淡；脑筋不很灵光，交际圈不大。

  阿布曾是当地某个贩毒帮派的跑腿人，负责转运分销。2007年，警方人赃并获19公斤可卡因，阿布以坦白罪行和揭发同伙换得轻判，2010年判决后只入狱服刑2年半便获假释，2016年仍在假释期。

  2005年，阿布涉嫌性侵妻子罗萨里奥的双胞胎妹妹瓦妮莎（Vanessa），姐妹俩当时仅17岁。由于犯案时谨慎，未留下足够可供查实的证据，不了了之。

  罗萨里奥自始至终站在丈夫一边，根本不相信妹妹，认为她自卑，妒忌自己，不惜诬告阿布。

  （西班牙的最低合法结婚年龄为16岁，与阿布结婚时，罗萨里奥16周岁，阿布 27岁。）

  还有，运营商手机移动数据定位到迪亚娜22日凌晨2:58经过 AG-11号公路，移动速度与汽车大体相当。

  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汽车只有6辆，其中4辆影像相对清晰，警方核实后排除其涉案嫌疑；

  剩余一辆受路灯和前排车灯的反光折射影响，车牌被光晕虚化，难以辩识，辗转经由邻市一家专业数据复原公司解析恢复，正是阿布的银灰色阿尔法罗密欧166轿车，去往里安市方向。

  另外，8月底，阿布用腐蚀剥脱性很强的氯漂清洁剂，里里外外仔细彻底地洗刷过阿尔法罗密欧汽车，时间点巧合得惹人联想。

  于是，警方着手监视阿布，试图从日常活动中寻找蛛丝马迹，不过，却先被将了一军。

  跟踪没多久，阿布即察觉到被尾随了。之后，他主动联系毒品犯罪时期逮捕过他的警员，询问为何又被关照了，接着满口保证自身已经痛改前非，再没碰过毒品，有小偷小摸也是生活所迫。

  警方只能正面接触目标疑犯，要求提供手机配合调查，他拿了一部闲置很久的索尼爱立信顶包，警察什么都没查到。

  面对警察，阿布反复说，21日晚、22日凌晨，他跟妻子罗萨里奥一起去博拉市偷汽油，两人没分开过，他不认识，更没见过迪亚娜，与案件无关。

  罗萨里奥和在她家借住的小妹埃莱娜（Elana）及妹夫亚德里安（Adrian）也一同向警察作证，阿布没有犯案时间，是无辜的。阿布以前的确做过不少错事，性格不讨喜，可心肠不坏，就像他家父母说的，连杀鸡都不敢。

  单凭行车记录，申请逮捕令证据不足，警方暂时没有更多线索，只能一边继续寻找阿布涉案的线索以及其他嫌疑人，一边检索公路监控和手机定位信息。

  2016年10月28日，一位渔民在 Arousa 河入海口（在AG-11号公路沿途）的桥下浅海清理水中垃圾时，捡到一部屏幕碎裂的白色手机。

  由于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迪亚娜失踪案，这位渔民立即想到，手机也许就是那个年轻女孩的，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手机确实属于迪亚娜，因受过强烈撞击，屏幕碎裂，又长时间浸泡于海水中，内外损坏严重，状况极差，凭借西班牙国内的技术条件，很难复原。

  另外，即使手机完好，除非用户本人或苹果公司协助，否则就没办法解锁手机。（苹果公司拒绝提供破解办法，表示必须尊重和保护客户隐私。）

  直到2017年6月，警方找到总部在德国慕尼黑的以色列科技公司Cellebreti，花费2000欧元，才成功复原并解锁迪亚娜的苹果手机，掌握了她失联前最后15分钟的全部通信数据。

  警方重新找到阿布，要求比对真实的手机定位信息，这次，他把自己一直用的三星手机格式化了。

  警方无奈，又找到移动电话运营商Movistar ，费时费力筛查其手机号码对应的信号塔数据，最终查到他驾车的行动轨迹与迪亚娜重合。关键点再一次指向阿布，他的一举一动，也全数进入警方视线。

  阿布常常光顾里安地区和邻近几个城市的多处妓院，总是选择年轻、棕色长发、体型苗条的女性。阿布的妻子罗萨里奥和妻妹瓦妮莎也一样是棕发，两人成年之前身形偏瘦弱。

  他最好的朋友曼努埃尔（Manuel Somoza）也说，阿布喜欢去酒吧、迪厅、夜总会，找小姑娘搭讪；他们俩有空就去中学门口，窥看十几岁的少女。当然，这些都背着罗萨里奥，阿布找他多数也还是为了打掩护。

  阿布偶尔会一人驾车去行人不多的街道，骚扰落单或者独行的女性，他尤其偏好棕发、红发女孩，言语轻佻粗鄙。

  他自己的Facebook账号，只搜索添加女网友，留言一般是夸人漂亮性感，之后索要手机号。阿布通常瞄准那些20岁上下的女性，未成年少女更好。

  他的汽车里，通常带着塑胶绳索、铜丝、铁丝、宽胶带、白色毛巾，妻子罗萨里奥以为是方便偷东西用的，但其实并非如此。

  迪亚娜案尚无结论，阿布却因为另外一起案件被捕了。在迪亚娜失踪一年多后，2017年圣诞节当晚，大约10:30，阿布试图劫持一人步行回家的年轻女孩塔尼亚（Tania）。

  原本坐在车上的阿布忽然出现，用长匕首抵住她的颈部，逼她交出手机、进入车后备箱。

  塔尼亚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但幸亏她使劲以右膝顶住上盖，左腿用力外伸跟对方僵持，后备箱没有完全关紧，恰巧有两个路过的小伙子闻声赶来，她才有机会艰难逃脱。

  后来，塔尼亚在采访里说，她知道，如果一旦盖子关上，就再也不能活着出去了。

  塔尼亚逃走后直奔警局，难得的是偶然按下了Whatsapp的语音键，阿布绑架恐吓她的全部过程都有录音，警方很熟悉阿布的声音特点，判断疑犯应该就是阿布。

  2005年，还在读高中的瓦妮莎在放学回家路上被姐夫手持尖刀绑架，然后拖进车里，带去一处废弃的停车场。

  事后阿布威胁她，如果她说出去，他不仅会杀掉她的姐姐罗萨里奥，还会杀掉罗萨里奥和他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杀她全家。

  由于阿布犯案全程使用避孕套，四位法医都没在她身上检验出支持性侵成立的生物证据，只能撤案。

  阿布夫妻于次日（2017年12月26日）被捕（警方怀疑罗萨里奥涉嫌同谋）。

  审讯中，罗萨里奥在得知丈夫劫持、意图性侵年轻女性未遂后，改口说，迪亚娜出事那晚和凌晨，她在家里没有外出（对比手机定位，罗萨里奥没有撒谎）。

  晚上10点多，阿布说要去酒吧看皇家马德里的球赛，实际在外做过什么，她不确定。

  第二天，罗萨里奥没觉得丈夫不对劲，还全家一起去海滩冲浪。在丈夫被调查后，她好几次追问丈夫，迪亚娜失踪是不是他做的，可他每次都推脱得一干二净。

  罗萨里奥说，近五六年小两口的生活并不和谐，但不觉得阿布有什么怪癖，算是正常人。

  此前作证的妹夫亚德里安一并翻供，承认2016年10月警察第一次找上门时，他做了伪证。

  阿布起先带哭腔求他们，说他有前科，亲戚不帮他更没人信他了；在妹夫亚德里安犹豫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阿布恐吓道：要是被警察找麻烦，就打断他的腿。

  ( 警方未追责罗萨里奥妨碍司法公正，西班牙刑法451条规定丈夫妻子的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另一方做假证，包庇对方，不构成犯罪。）

  不在场证明失效后，阿布转而说，他外出偷汽油，在一个光线很差没什么人的路口，意外撞死迪亚娜，心里害怕就把尸体投进大海了。

  这套说辞显然不能说服警方，整个寻人过程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交通事故或疑似事故的报告，公共区域把人撞伤致死不可能没有痕迹。

  眼看无法自圆其说，阿布又咬定，他正在偷汽油，不巧让迪亚娜撞见，担心她说出去害自己坐牢。（疑犯当时尚在缓刑期，一旦再次犯罪，必须入狱。）

  他在情急之下伸手扼住迪亚娜颈部，不知不觉用力过猛，等回过神，松手时，女孩已经倒地没了气息。之后，他又打了迪亚娜几个耳光，试探她是死是活，看着没反应后，决定抛尸。

  警方判断这个版本一样不可信，照其自述，他偷走的汽油最多几十升，原价赔偿不超过200欧元，低于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没人会为了这个理由去杀人。

  之后，警方在审讯中逐渐增加心理压迫，以妻子“出卖”他做诱导，等阿布失口吐露实情。

  在强压与权衡之下，疑犯终于承认原本确实打算迪亚娜，不过因为女孩反抗激烈，他不仅没有得逞，还错手把人掐死。

  阿布自述，把尸体藏进一个熟悉的废弃工厂的地下水井里，担心被害人衣物上留有线索，他把迪亚娜外穿的衣服脱掉，扔到附近的一个垃圾站。

  工厂距离阿布父母家不到200米（距博拉市24公里），起初是饮料加工厂，之后成为家具厂，阿布有段时间在这里打零工。近几年这家工厂废弃，经常被毒贩、走私贩当作临时仓库和交易场所。

  2017年8月，警方模拟迪亚娜行动路线时，曾考虑搜查此地，但因产权属于私人，若无充分理由申请不到搜查令，不得已而作罢。

  工厂四周是老旧破落的居民区，住户多为老年人，基本上没有路灯，也没有像样的马路。厂房内部杂乱地堆放着破旧床垫、沙发、毛毯、座椅、木材等等，到处都是灰尘污渍，阴湿发霉的墙壁上写着几个字：上帝恨你。

  井口接近正方形，平时有水泥盖掩住，边长仅50公分，深度10米，水深50公分，没办法容纳普通男性进出，警方不得不借调精干的女潜水员，才得以顺利下井，打捞遗体。

  为最大限度还原案发时的真实状况，警方选择在凌晨3-4点进入厂房，参与作业的警员出庭作证时回忆道，屋内潮湿发霉，全不见光，阴森漆黑。

  从工厂门口到地窖井边，要经过杂物满地的前厅和狭窄高陡的18级台阶，假如没有手电筒或其他光源，单人根本不可能搬着尸体平稳地走到井边。阿布一定是早有预谋，准备了诸如头灯等便携的照明设备。

  为防止尸体上浮，阿布把两块总重18.4公斤的混凝土块用金属丝绑在迪亚娜身上。

  尸体头朝下，双臂下伸，赤裸浸泡在恒常低温、洁净、不断涌出的地下水中，得益于大面积的皂化反应，保存相对完好，未腐坏。

  （皂化：尸体处在低温水中或潮湿土壤中，隔绝空气，体内脂肪与环境中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混合，变性为高级脂肪酸钠，呈黄灰色蜡样物状。）

  但遗体的肢体姿态惊悚，脚趾张开，双腿膝盖处弯曲膨大，上肢躯干反常地后仰扭曲；面部表情极度惊惧，双眼睁大，目光可怖。

  井里除迪亚娜的随身物品外，另有一节40公分长、疑似凶器的黑色塑料绳，末梢缠有一段一次性胶带。

  作业潜水员出庭作证时告诉法官和陪审团，遗体形态完全反自然， 在她多年的水上救援经历中，从未见过类似的溺亡者。

  她认为，死者死前经历极端恐惧，肾上腺素突发性大量分泌，造成的躯体反自然地僵直，四肢张开（自然状态下，人受到惊吓后身体会呈现蜷缩状态；极端恐惧之下，身体有时就会呈现反自然的拉伸状态）。

  尸检由擅长遗体骨骼分析的维林医学中心病理法医主任塞鲁亚（ Fernando Serulla）负责，检验显示，迪亚娜死于谋杀，是颈部扼杀造成的机械性窒息，舌骨骨折。（法医排除徒手扼颈致死，凶器大概率是塑料绳索一类。）

  死者胃里有未消化的完整的玉米粒，脊椎错位，颈部有压迫性伤痕，后颈有撞击伤（使受害人晕厥的程度）。

  其余未有明显外伤，也未检出生前遭受性侵的实物物证（如男性DNA、、血迹、抓痕、撕裂伤等）。

  检方以非法拘禁、性侵和谋杀三项控罪起诉阿布，检察官（Cristina Margalet）要求法庭判处其终身监禁。

  胡安和洛佩兹还请来加利西亚最知名的刑事律师拉玛（Ricardo Pérez Lama曾负责阿颂塔案诉讼并胜诉，点击阅读），同样求刑终身监禁。

  阿布的法援律师阿尔瓦雷兹（Maria Fernanda Álvarez Pérez） 则做过失致死辩护，主张适当的刑期应为2年半，同意承担民事赔偿，其它罪名一概否认。

  开庭前，阿布从监狱里给父母写信，让他们联系记者有偿接受采访，上电视也行，报价不要低于一万欧元；还嘱咐两位老人放宽心，他最多坐7年牢就出去了，民事赔偿部分帮他垫付，以后慢慢还。

  塔尼亚案在本案开庭前已审理完毕，阿布抢劫、绑架罪名成立（性侵未遂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

  而迪亚娜案中，控辩双方辩论的最大冲突点在于，迪亚娜生前是否被性侵，阿布是否犯有罪。

  由于遗体皂化，且始终沉浸于不断涌流的地下水中，常规状态下施暴者可能遗留的人体组织、DNA等，经历近500天的流水“冲洗”，恐怕已经完全灭失。

  胡安和洛佩兹质疑尸检结论，认为证明的证据有遗漏，要求请更专业的团队重新检验。

  胡安又聘请心理侧写专家和微表情专家，观察被告庭审期间的表现，综合分析、解读、评估人格特质，意在佐证阿布性犯罪动机强烈。

  最后，加利西亚法医中心总监潘平（Jose Blanco Pampin）医生的团队（七位法医、一位数学家）介入。

  只是此时，遗体已经火化，葬礼都结束好几个月了。潘平医生只可以通过复盘警方和塞鲁亚法医团队的存档照片、录像，来完成报告。

  法庭上，潘平医生的证词引起不小争议。他重检时发现一张案卷存档照片里，能看到迪亚娜私处外缘有微小的血肿（体液聚积形成），而身体别的部位没有类似肿胀，于是他认为，这是生前遭受性侵暴力的应激反应。

  团队数学家采用贝叶斯法则，计算出阿布迪亚娜的概率为99.99939％。

  贝叶斯法则：P(AB)=P(BA)*P(A)/P(B)；在概率统计中，应用所观察到的现象对有关概率分布的主观判断（即先验概率）进行修正的标准方法。当不能准确知悉一个事物的本质时，可以依靠与事物特定本质相关的事件出现的多少去判断其本质属性的概率。即，支持某项属性事项发生的越多，则该属性成立的可能性越大。

  贝叶斯法则最早由加拿大和美国警方引入刑案侦查，辅助分析疑犯是否为真凶，但仅仅用作刑侦参考，而非落案定罪的证据。西班牙国内，各类各级法庭从未认证、参考贝叶斯法则作为证据的实际效力，没有采纳先例。

  辩方律师从始至终坚持无罪推定，多次重申现有物证均未能证明性侵发生，阿布直接引发迪亚娜死亡，应当承担过失杀人的刑责。但是，法庭审判需要严谨切实的证据，不能凭借所谓贝叶斯法则，就把罪名加给他。

  双方各执一词，法庭气氛非常紧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告神情轻松平静，偶尔拿起笔写写画画，看起来若无其事。

  尽管被告曾3次当庭向受害人家属道歉忏悔，表示如果时光倒流，一定不再伤害任何人。但心理侧写专家对其可信度抱有很大疑问：

  疑犯在假装良心发现，内心并不觉得自身真的有错，单纯是运气不好被抓住。不排除是辩护律师授意其道歉，意在博取法官和陪审团（9人陪审团，仅有建议权，和英美陪审团制度不同）的同情。

  检方提出法庭应当采纳指向性证据，即在核心物证或人证缺失的情况下，间接证据若能够相互印证，本质属性高度一致，那么它的可信度完全值得被法庭认可。

  况且，2013年的阿颂塔案中，在同样没有直接物证而指向性关联证据逻辑闭环完整，主审法官就支持了这种合情合理的“假设”，裁定疑犯控罪成立。（点击阅读）

  被告性犯罪动机显而易见，作案手法固定且娴熟。谁会袭击、绑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只因为被她看见偷汽油？没有一点一个西班牙人会相信阿布费尽周折绑走迪亚娜，脱光她的衣服而没有她。

  另外，2017年初，阿布购入一辆奥迪后，几乎没再开过登记在妻子名下的旧车，而在绑架塔尼亚当天，他却用了这辆旧车。

  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阿布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犯罪：寻找猎物，持刀威胁，绑进车里，找僻静地点实施。这是他的惯用手法，跟他最初侵犯瓦妮莎如出一辙。

  综合瓦妮莎再次提告、塔尼亚案、以及被嫖妓、骚扰女性，结合迪亚娜的尸检结果，判决认定被告意图性侵、存在事实是符合逻辑的。

  检察官直言阿布就是性狩猎者（sexual predator），随心伺机挑选特定类型的受害者，受睾丸酮驱动，不断重复犯罪。

  迪亚娜跟瓦妮莎、塔尼亚一样，年轻、棕发、高挑、苗条。她只是走在在回家路上，就成了被告临时起意的猎物，被残忍地灭口。被告对所有普通女性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威胁，应当从重量刑，判处终身监禁。

  法庭最终支持检方和原告诉求，判处被告无期徒刑，赔偿受害者父母胡安和洛佩兹各13万欧元，赔偿妹妹瓦莱里亚 4万欧元，自判决生效时起15年内不得减刑。

  犯罪心理学家认为，阿布的行为特点非常符合条理型性犯罪者（organized sex offender）的定义，即：

  明显的性冲动，暴力的性幻想，精于算计（并不代表智力水准更高、更聪明）地选择目标对象和作案时机；

  冷血、无法共情、毫无怜悯之心和道德感，但习惯伪装，自以为是。有能力去监视、尾随、袭击、虐待（受害人），然后毁尸灭迹。

  他们不会悔改，只受直觉和欲望驱使，就算表现出知错、懊悔，要么是在律师的提示下装可怜，要么是自导自演，妄想瞒天过海。

  阿布的第一位援助律师曾申请为他做精神鉴定，但司法精神鉴识中心的医生见过他后认为，阿布在精神和认知上与常人无异，性变态（或施虐狂）等人格缺陷，并不等同于精神病、情绪病患者。

  阿布过度以自我中心、自恋、操控欲过剩，且不受控制，他并不是单纯追求性快感，更是追求主导一切、为所欲为的“成就”感。

  工厂所在的区阿布了如指掌，是他的舒适区，把被害人带来犯案，对他来说是最“高效、便利”的，获得的满足感也最大。

  这种冲动是非理性的、无法克制的。比如，他明知已经被警方视为调查对象，仍然冒险去绑架塔尼亚；但不能理解为没有辨认能力，他明白自己意欲何为，将面对什么，所以，他会想尽办法掩盖真相，如藏尸等。

  随着案件宣判，一切暂告段落。胡安以女儿迪亚娜的名义创办同名基金会，资助低收入家庭寻找行踪不明的亲人，希望不再出现下一个迪亚娜。